一、 發生跨國侵害智慧財產權的狀況時，權利人該怎麼辦?可以在臺灣的法院提告嗎?

一家位於美國的甲公司在世界各地（包括臺灣）註冊X商標，某A在美國製造仿冒X商標的商品，並架設網站販售侵權商品，臺灣消費者可以透過該網站購買侵權商品。美商甲公司認為某A侵害其商標權，想要在臺灣對某A提起商標侵害的民事訴訟。此時，臺灣法院可以受理這個案件並且做出裁判嗎？

當一個智慧財產權案件包含涉外因素（例如：外國公司或個人、外國產品、侵害行為發生在國外等）時，臺灣法院就必須先判斷我國可否對此一案件作出判決，也就是我國法院是否有「國際裁判管轄權」。

傳統上，法院以「有體財產」或「領土地域」來判斷該國家是否擁有國際裁判管轄權。然而，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社會，網路的無體性，使得法院難以用有形的物理空間作為判斷基礎。西元2018年5月，智慧財產法院針對此一問題徵求各方意見，可見網路時代下，智慧財產權的國際裁判管轄權議題，至關重要。

二、 我國目前對於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的判斷標準有哪些?

國際裁判管轄權的判斷，缺乏統一的國際規範。觀察我國法院的操作，主要有三種判斷標準[1]：

1. 類推適用說：我國民事訴訟法有關國內法院管轄權之規定，應類推適用於國際裁判管轄權。
2. 法理說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問題，應基於當事人間的公平、裁判的正當與公正、程序的迅速與經濟之理念，對於管轄進行合理的分配。
3. 利益衡量說：應針對具體個案所涉及的各種利益，如：當事人訴訟便利性及案件關聯性等因素，綜合衡量後，決定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有無。

近年來，智慧財產法院採取法理說和利益衡量說之案例有增加的趨勢[2]。也就是說，在認定有無國際裁判管轄權時，應綜合考量具體個案所涉及的各種利益，並以當事人訴訟程序上之公平、裁判的正當與迅速，作為最高指導原則。

依照我國規定，在涉及侵權行為的智慧財產權訴訟時，以「侵權行為地國」的法院為管轄法院。我國最高法院判例指出，所謂侵權行為之行為地，凡一部實行行為或其一部行為結果發生之地皆屬之[3]。此一判例雖然是針對國內民事訴訟之規定，但是在涉外網路及智慧財產權事件中，也有適用[4]。

以商標權侵害案件為例，假設某A於美國製造侵權商品並販售至臺灣，此時，美國是侵權行為的實行行為地，臺灣是侵權行為的結果發生地。依照最高法院的見解，我國智財法院對於此一商標侵權的訴訟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。

美國法院在網路案件中，對於管轄權之判斷提出了許多指標性基準。因此，在涉及網路及智慧財產權的案件中，如何認定某一個國家有國際裁判管轄權時，我國法院或可參考美國實務上的操作方式，以為他山之石。以下簡介美國網路案件之裁判管轄基準供大家參考。

三、 美國網路案件之裁判管轄權

（一）美國網路案件之裁判管轄基準

在商業活動頻繁的現代社會，美國的裁判管轄原則，採取「最低接觸原則」以及「合理公平原則」的雙重標準。「最低接觸原則」是指，即便被告未出現在法院地，但只要被告與法院地之間有最低程度的接觸（minimum contact），法院就有裁判管轄權[5]。「合理公平原則」（reasonableness and fairness）則是要求法院行使裁判管轄權須符合公平實質正義[6]。若同時符合兩個原則，法院即得行使裁判管轄權。

美國法院在網際網路案件中，亦採取「最低接觸原則」和「合理公平原則」作為裁判管轄原則。然而，基於網路的無體性、跨國性，如何判斷網路使用者與法院地之間建立了最低程度的接觸，成為最關鍵的問題[7]。美國實務上採用各種不同的判斷方式，以下介紹幾個較著名的裁判管轄基準：

1. 量尺基準（sliding scale test）[8]

量尺基準將網站分為：「積極網站」（active website）、「互動性網站」（interactive website）和「消極網站」（passive website）三種類型。

若被告明顯地利用網路進行商業行為，有意且反覆地透過網路傳輸電腦檔案，與法院地居民締結契約，屬於「積極性網站」，該法院地的法院有裁判管轄權。若被告之行為僅是在網站上刊載資訊，使外州州民得接觸該資訊，則屬於「消極網站」，法院地法院無裁判管轄權。若電腦使用者得與網站伺服器主機交換資訊，則屬於「互動性網站」，此時須以「該網站上資訊交換的互動性程度和商業性程度」來判斷是否有裁判管轄權。

「量尺基準」雖然建立了明確的三分法，但是隨著網路功能的多樣化，大部分網站多屬於「互動性網站」，如何判斷網站上資訊交換的互動性程度和商業性程度，欠缺具體、固定的判斷標準，增加了法律不確定性[9]。近年來，美國實務上越來越少採用量尺基準[10]。

2. 效果基準（effect test）[11]

「效果基準」是指，縱使被告在法院地內並未從事任何實際之活動，只要被告有意地（intentionally direct）使其行為之效應在法院地發生，法院即得行使裁判管轄權。

然而，網際網路具有全球性，一個網路行為對於世界各國都有可能產生影響，採取效果基準將導致許多國家均享有裁判管轄權，產生更大的不確定性。此外，也會導致網路業者將面臨來自全球不可預見的管轄風險，影響網路商業活動的發展[12]。

3. 目標基準（targeting test）

「目標基準」是指，若被告透過網路所從事的行為是明顯指向（expressly target）法院地，且該行為對法院地造成了可預見（foreseeable）的結果，則該法院有裁判管轄權[13]。目標基準與效果基準皆涉及行為在法院地的結果，但效果基準強調行為產生的實際「客觀影響」，目標基準則強調被告能預見在法院地造成結果的「主觀意圖」。

目標基準最主要的關鍵問題，是判斷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目的性地指向法院地。美國法院於個案中採用不同的參酌因素，包括：網站使用的語言、可接受的貨幣種類、伺服器主機的位址、國家頂層網域名稱之使用、商品或服務的廣告行銷、法律條款、免責聲明、是否於該地提供售後服務、是否於網站上標示業者於該地的聯絡資訊等[14]。

美國實務上，越來越多法院採用目標基準。美國律師協會於西元2000年提交的報告明確將目標基準作為判斷網路裁判管轄權的方法。而目標基準也在國際組織得到廣泛的關注，例如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（OECD）的「消費者保護條例」（Consumer Protection Guidelines）、海牙國際私法會議在2001年的「民商事管轄權與外國判決公約草案修正意見（Draft Convention on Jurisdiction and Foreign Judgments in Civil and Commercial Matters）中，亦採用目標基準的概念[15]。

四、 建議目標基準可於於我國涉外智慧財產權案件中運用

由上述的分析可知，美國法院所建立的「目標基準」，有利於網路業者預見並控制自己在外國或外州的行為及結果，並有利於網路業者預測網路運營的法律風險，增加了法律確定性。此外，目標基準採用彈性多元的參酌因素，亦可以因應網路科技的快速發展[16]。

本文認為，考量國際裁判管轄權重視國際事務分配、當事人公平性、訴訟經濟性之功能與價值，在判斷涉外智慧財產權民事事件之國際裁判管轄權時，不妨可以採用美國的「最低接觸原則」，並輔以網路案件中所建立的「目標基準」，來判斷被告之行為是否有目的性地指向法院地。

回到本文一開始的假設案例，若甲公司想要在臺灣對某A提起商標侵害的民事訴訟，參考美國實務上建立的「目標基準」，智慧財產法院須考量：生活與經濟活動的根據地、證據方法集中地、判決之實效性、事業活動地、預測可能性、法院所屬國與該事件密切關連等因素，來判斷某A之行為是否有目的性地指向臺灣。若有，則我國法院對該案件具有國際裁判管轄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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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蔡華凱，〈國際裁判管轄總論之研究－以財產關係訴訟為中心〉，《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》，第17期，頁17-21（2010）。

[2] 例如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589號民事裁定、智慧產法院100年度民著訴字第53號民視判決、智慧財產法院105年度民商訴字第43號民事判決、智慧財產法院103年度民著訴字第34號民事判決、智慧財產法院106年度民專訴字第1號民事判決等。

[3] 最高法院56年台抗字第369號判例。

[4] 蔡華凱，〈侵權行為的國際裁判管轄〉，《國立中正大學法學集刊》，第14期，頁289（2004）。

[5] International Shoe Co. v. Washinton, 326 U.S. 310 (1945).

[6] World-Wide Volkswagen Corp. v. Woodson, 444 U.S. 286 (1980). 其判斷標準包括：（1）被告應訴之負擔、（2）法院地行使管轄權之利益、（3）原告獲得救濟之利益、（4）司法體系有效解決紛爭之利益、（5）整體社會政策利益等。

[7] 黃國昌，《國際民事管轄權之理論與實務》，元照出版，頁70（2009）；吳光平，〈網際網路案件國際裁判管轄權之決定基準－以美國跨州網際網路案件之裁判管轄為中心〉，《輔仁法學》，第38期，頁57（2009）。

[8] Zippo Manufacturing Co. v. Zippo Dot Com, Inc., 952 F. Supp. 1119 (W.D. Pa. 1997).

[9] 吳光平，前揭註7，頁91。

[10] Holger Hestermeyer, Personal Jurisdiction for Internet Torts, 26 NW. J. Int’ll. & Bus. 267, 278 (2006); Kevin A. Meehan, The Continuing Conundrum of International Internet Jurisdiction, 31 B.C. Int’l & Comp. L. Rev. 345, 358 (2008).

[11] Calder v. Jones, 465 U.S. 783 (1984).

[12] Hestermeyer, supra note 10, at 286.

[13] Michael A. Geist, Is There a There There? Toward Greater Certainty for Internet Jurisdiction, 16 Berkeley Tech. L.J. 1345, 1380 (2001).

[14] Hestermeyer, supra note 10, 286-87; Meehan, supra note 10, at 358-59.

[15] Geist, supra note 13, 1382-84.

[16] Geist, supra note 13; Hestermeyer, supra note 10; Meehan, supra note 10.